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建设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就十分强调:部队在一个地方驻下来，一定要准备战场。这里所说的“准备战场”，当然包括的内容较为广泛，诸如敌情、地形、我情以及群众的发动等等。我们根据这个经验，在含和地区，一边战斗一边利用间隙，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认真进行了战场建设，搞好作战准备。

  我在抗日战争初期，曾在新四军先遣支队做过侦察工作，对游击战争中的情报交通工作有着切肤之感。“兵家之有采探，犹人身之有耳目。耳目不具则为废人，采探不设则为废军。”我更深深地感到，我们要在含和地区立稳足，必须彻底打破敌伪顽对我之分割封锁，使他们企图在这块土地上窒息我军生存的妄想破灭。正是这种生存危机，使我们不得已以极大的努力扩展各方面的联系，准确地掌握敌人的动向，牢牢掌握游击战场的主动权。我们支队成立之后，领导班子立即把情报交通工作当作抗日根据地军事斗争和军事建设的基本任务来抓，成为在敌后游击战争中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年5月中旬，在含和地委、支队开始建立了情报、敌工、交通三位一体的联络总站，由地委书记、支队长孙仲德兼任总站站长。

  孙仲德，早在1938年就任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一直在皖江地区活动。他对巢无、含和地区的社会情况，民情风俗，敌伪顽的活动很熟悉，与社会各阶层人士存在广泛的联系，是一位见识广阔、深思熟虑和具有组织指挥才能的军事指挥员。他在部队里，在地方党内、在社会上层人士中，都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兼任联络总站站长，能更好地形成党政军民一起动，各条渠道一起用的新局面。

  在地委成员和支队领导中，我同地委副书记林岩具体分管这方面工作。林岩长期从事地方党的工作，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在驼唐黄我们住在一起，经常促膝谈心，从他那里了解很多含和地方上的情况，他特别热心支持部队的工作。

  联络总站内分设情报、敌工、交通3个组，总站以下县设大站，区设分站，重要敌伪据点设点站。联络总站建立以后，我们耳目一新，情报来源路子广了，速度快了，主要有四条渠道:一是地方各级党组织负责人，亲自组织和领导在敌人据点内或据点附近的党员监视敌人，搜集敌人活动情况，及时向组织汇报。各县委书记、区委书记都把搜集情报，掌握动向作为自己日常的一项重要工作。二是重要的点站设有专门情报人员，潜伏于敌人据点和敌军内部。这些情报人员有我地下党员，有帮会成员，也有支持我们的敌伪人员。

  如铜城闸火车站工作人员，芜湖宪兵司令部内的坐探，陶家厂和白渡桥伪镇长等。三是依靠帮会组织成员。我们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争取团结，利用他们复杂的社会关系为咱们提供情报，他们不少人在敌顽据点内当坐探，很多重要情况通过他们传来的。四是争取敌伪人员为我提供情报。经过我们地方党、各大队以及敌工人员的艰辛工作，争取了如黄山寺的伪巡官，和县伪自卫团的中队长，宝应集的女中队长，号称鬼子的“妈妈”以及日军的翻译等。我们通过他们的家属、朋友与其发生联系。在紧急状况时，他们还掩护我方干部和人员的活动。对于伪乡长、保长我们则直接与他们建立关系，使其为我们办事。

  司令部的各项军事业务工作，从某一些程度上来说，都是围绕敌情侦察、分析、传递这个中心来展开的。那时候，我常对参谋处的讲，参谋工作最重要的任务是掌握敌情，“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没有周密的侦察，准确的情况，迅速的联络，我们就没办法掌握游击战场上的主动权，就要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因此，大家进一步认识到“知彼”的重要性，人人关注这项工作，侦察参谋不在位，其他主动代管。

  为了摸清京芜路中段通往6师这条干线月初，因侦察参谋到地方兼职，我找了人事参谋汪默知，我交代他:“你带一个侦察队，过江到当涂附近了解这一带通往苏南6师这条干线的情况。人员由特务连侦察排，加上西太区熟悉那边情况的警卫队部分人员组成，具体组织你和沙林研究一下。”他愉快地接受了这项艰巨的任务，于5月8日夜，东渡长江，深入敌人腹地，侦察清楚敌情、地形和民情之后，打掉了敌人一个据点，俘敌20余人，缴枪11支，胜利地完成了侦察任务。汪默知，含山人，后来在解放战争的鲁南战役中光荣牺牲。

  含和地区建立了稳固可靠的情报交通网，敌伪的情况源源不断地汇集到司令部来，正常的情况下参谋处边看边整理，尔后转呈领导。记得，那时候每天晚上我都要仔细地看一看从各种渠道汇集来的敌情报告，有时看到深夜。我常把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挑出来放一边，供支队长和政治委员阅。如遇紧急状况，我们支队领导和有关参谋人员参加研究，果断地作出决断。

  作战指挥中的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和敌人情况的迅速传递，离不开通信联络。可是当时我们的通信工具比较落后，司令部仅有两部电台，对上沟通与师部的联络，对下与江全、含巢两大队联络。而更大量、更经常的是依靠分布在整个含和地区的交通联络站。交通站的任务有三条:及时传递情报;护送人员和物资通过敌人封锁线;递送公文和函件。

  含和地区交通线，对外部主要有两条，一条通往师部，这是主要的也是经常的，由含巢大站通过淮南路林头附近敌人封锁线师联结军部，由江全大站经过全椒附近进入2师地区。此外，还有南面淮南路上的沈家巷和间或使用的长岗集两条线通往无为东乡根据地。东渡长江，进入当涂地域可与苏南6师取得联系。加上含和地区内部地委(支队)到各县委(大队)，县委至各区委以及点、站。这样就形成了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络，交通员配置在总站和分站，平时总站每天派交通员到交通干线上的分站往返一次，若有重要情报，分站随到随送总站。交通站在护送人员和物资通过封锁线，一般都在夜间行动，重要领导通过都派遣部队护送，并组织封锁线两侧联络站的人员和地下党员站岗放哨，监视敌人的动静。我们的情报交通网络就是在人民群众掩护下，依靠群众建立和稳固起来的，因此，能做到信息灵通，情报准确，传递迅速，安全可靠。这里凝聚着含和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巨大功绩。

  主力军地方化之后，我们含和支队面临的一个紧迫间题，就是如何在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中巩固、发展和壮大自己的队伍，逐步的提升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使之真正成为含和抗日根据地的中坚和柱石。支队成立以后，部队发展是很快的，当地人民参军参战热潮激增，新战士大量入伍，壮大了队伍，同时，也使部队训练与干部培养的任务更繁重。

  当时部队分散在含和中心区、江全、含巢3个被敌伪据点分割的地域活动，部队不可能进行完全正规、集中、统一的训练，司令部根据军事、政治斗争任务，不断下达阶段性的}l!练指示，提出总的训练内容和要求，由各个大队根据本地域和部队的详细情况，利用战斗和生产间隙，组织部队的军事训练。为适应部队发展和战斗之需要，1943年5月，组建了支队教导队。

  组织部队军事训练，是参谋长的重要职责，也是我经常思索的实践问题。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而我们含和支队插在敌伪顽的夹缝之中，部队之分散，战局之紧张，斗争之艰苦，可谓“养兵千日，用兵千日”。部队的军事训练实质上是练兵与用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为与当时含和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一些特点相适应，我们在组织部队训练上，有这样的特点:“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坚持练用一致的原则，根据敌后游击战的需要，加强技术和战术训练。

  技术训练基本内容是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后来又发展到使用炸药、地雷、破坏铁丝网，攻击敌人据点、碉堡等;战术训练很重视基础战斗动作与小战斗群的训练，以适应游击战中化整为零的麻雀战、破袭战、骚扰战、地雷战。那时候，部队边打边练，打仗就是最实际的训练。入伍的新兵一般经历几次战斗也就摔打出来了。在支队兵员扩充，大量发展的情况下，加强对部队的管理教育显得很重要。1943年，含和地区大的战斗较少，利用这个间隙，司令部下达了加强部队整训的指示，强调抓好部队的养成教育，使主力部队在实行地方化以后，仍然继承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和战斗作风。同时指出:每一仗打下来，班、排、连都要开“诸葛亮”会，及时总结利弊得失，“不占糊涂便宜，不吃糊涂亏”，做到吃一堑长一智，打一仗进一步。对地方武装和民兵的军事训练，我们是很看重的。因为各区都有几十人或百余人的区中队和大量的警卫队及民兵，这是主力部队一个很大的后备力量和后备兵员。所以我经常派遣地方武装参谋，有时也派教导队的干部到地方去，指导和帮他们训练。教导队不但代训地方武工队游击队的干部民兵骨干，而且还帮助地方训练民兵。我们还同含和行政公署武装部共同办了好几期民兵训练班，主要讲游击战术、小分队活动战术，鼓励民兵敢于同敌伪顽周旋、斗争，充分的发挥民间鸟枪、大刀、长矛、手榴弹、土炮的作用，讲解地雷、手榴弹的构造、性能、威力和使用方法，训练民兵在敌人据点外围埋地雷;敌人“扫荡”时在重要的院落埋设地雷，重要的房屋设置手榴弹。

  从而不断地提高了地方武装和民兵的战术和技术水平。如1943年6月10日旧伪军500余人向我中心区南义镇“扫荡”。我部队和民兵在镇上重要院落埋设了地雷，在房屋内挂置了手榴弹，敌人进入南义，闯进这一些地方，遭到了重大的杀伤。

  由于巢无中心区处于敌伪顽斗争的尖锐地带，军事斗争频繁，回旋余地不大，因此，师部决定把师教导大队的几个队分散到所属各支队地区，作为训练干部的骨干。这批干部到了含和地区，我们以此为基础，组建了自己培养干部的学校—教导队。这个教导队是为培养班、排、连基层干部和骨干而创办的，是含和支队和根据地培养干部的摇篮和熔炉。在教学内容上突出练为战的思想，实际斗争要说明，学员就学什么，教员就教什么。在时间安排上每期一两个月，最多两三个月，以适应斗争的需要。每期训练开班的时候我都要去给学员们讲话，作训练动员。教导队的也经常请我去给学员们上军事课。

  当时，我们支队领导大都到教导队给学员讲课。我给教导队学员讲课，主要是结合自己在红军时期和抗战中的切身感受，阐述关于游击战争的思想，重点讲的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十六字诀。我给学员们分析了含和支队的作战特点及指导原则。我们支队四面受敌，根据地被分割为3块，回旋余地很小，既有日伪，亦有顽军，作战对象不同，打法也就不一。战术上要结合当地地理条件主要是水网和丘陵地特点，开展多种形式的游击战。但游击战万变不离其宗，无非是“游”与“击”的结合“术”，也就是打与走的正确处置。打，一般都是采取袭击、伏击，出敌不意，打其措手不及，有时采取攻坚的办法，夺取敌人的据点，打下一个地方，巩固一个地方，波浪式的向前发展，逐步扩大游击区，缩小敌占区，巩固和扩大基本根据地。走，当敌较大规模“扫荡”时，我则采取敌集我散，化整为零，以一部兵力阻敌行动，主力分散深入敌后，跳出敌人的合围圈，同敌人兜圈子，迫敌不能长时间滞留我中心区。我还根据当时含和地区游击战的经验，专门给武工队、游击队骨干讲过“麻雀战”的问题。我们支队领导在教导队的一些讲课，后来在支队军报《山猴子报》上刊载出来。基层的形象地说:“山猴子，山中王，东一跳，西一闯，串公路，下长江，打得鬼子没法想。”

  我们的教导队在培养和训练干部上实际做到了训练与实战紧密结合，练为战的思想非常明确。训练除课堂讲解，操场示范，野外实习，更重要的是结合实际战斗任务锻炼干部。在反“扫荡”中，我通常都是直接带领教导队和特务连，掩护支队机关转移，阻滞、牵制敌人。这样边训练、边战斗的方法，是敌后游击战中集中培养干部的一大特色，也是很管用的。从1943年上半年到1945年部队北撤时，这个教导队为含和支队培养了数百名班、排、连干部和地方武工队、游击队骨干，学员们回到部队既能组织指挥战斗，又能训练和管理部队。他们中间许多人后来成为建军治军和带兵打仗的中坚和骨干。

  在含和的岁月里，我真正体验到作为支队参谋长，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那时，参谋长的工作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除了领导司令部机关参谋工作、筹划部队作战行动之外，还要亲自组织筹划部队后方勤务的战斗保障。当时还没形成现在这样的司、政、后体制，后方勤务保障，作为部队的军事工作和军事建设，是参谋长具体组织领导和管理的。

  受命之初，我曾担心过在日伪顽的分割封锁中，支队的物资供应可能是个大问题。因为一再掀起高潮，早已断绝了对我军的一切供应，而且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与国内革命战争有很大的不同，缴获的数量很少。部队的吃饭、穿衣，枪炮、弹药，医药、器材等等，都要靠我们根据地自己解决。

  含和人民为咱们提供了一个巨大而可靠的供给部。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地方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减租减息的实行，发动了群众，解放了生产力，使我们含和支队真正有了“寓兵于农”的深厚基础。与此同时，为了减轻人民负担，部队根据党中央的号召，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在战争频繁、环境动荡中，我们利用一切战斗间隙，组织部队自己生产，解决支队自身物质需要，来减轻人民的负担。自支队长以下亲自动手，仅1943年至1944年的一年中，开荒生产的种植培养面积达1100余亩。我们支队机关在耿家油坊四面的山岗上开辟了大量的荒山，种植了小麦和芝麻，同时机关干部还搞些个人的农副业，养鸡、养鸭、种菜等等。记得当时我在自己的茅草屋前开了一块荒地，种了各种蔬菜，还养了一些鹅。为了调剂和改善生活，有时晚上我与警卫员张世春一起下水稻田去抓田鸡。含和在皖江地区比较贫瘩，在大生产运动中确实改变了面貌，它不但解决部队给养问题，非常大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而且部队大生产运动，推动了广大群众兴修水利，增产增收。1944年是根据地农业大丰收的一年。

  从支队成立那一天起，我就用相当的情力注重后勤物资供应的解决。我对供给处主任杨继才和潘友宏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可是在现在的情况下，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必须付出百倍的努力，扎扎实实地兴办一些急需的工厂，以满足军需民用，否则我们就不能在敌后游击战争中扎下根。这样的一个问题，当时迫在眉睫。我爱人丁亚华在供给处任党支部书记，她知道当时供给处的担子特别重，在支部里动员和要求所有干部、战士、职工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向组织献计献策，克服一切困难，把供给保障搞上去。由于供给处的各级领导和全体一致努力，在地方党和政府的协助下，用了不长的时间先后办起了被服、织布、弹花、毛巾、鞋袜、油漆等6个小工厂。尽量利用当地原料，收旧利废。有的一定要通过关系，从敌占区购进。当时我曾亲自找汤家沟的商人帮助工厂买了布匹、医药、油漆材料。1943年上半年，仅夏衣一项就生产了4230套，保证了全区党政军人员的穿着。这些工厂开始技术工人只有20多人，后来供给处主任换了方中林、胡芳远，他们找我想办法搞些技术人员。我告诉他们:“自己办几期短训班，就能解决”。后来他们办了两期短训班，培养出30多人。

  当时机器设备十分简陋，工人们大都是手工作业，他们的工作很辛苦，不但要加工制作，而且负责保管、储藏和发放工作。每个时期军需工厂产出的被服用品，就分片储存在某些村子里，部队来了就可以用，走到哪里，哪里都有我们的供应点。那些在工厂工作的们，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经常在敌占区来回穿插，他们常常是趁着夜晚挑着衣物，绕道七八里到可靠的老百姓家把军需品隐藏起来，部队集中需要时又挑回来发放。

  在敌后独立进行游击战争，部队武器弹药的来源和补充是一个大难题。1941年11月，在《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对此作出这样的分析:“敌后抗战的武器补充日益困难;已两年未发一颗子弹，将来发给的可能也很少;与日军作战弹药消耗很大，而缴获则较少(这与国内战争大不相同);且日军‘扫荡’频繁，后方不巩固，根据地财源日渐枯竭，故兵工生产日益不易。这种情形应当引起我们的极大注意。”未解决武器弹药，给部队提供有力的战斗保障，开始由我直接领导兵工厂的建设和生产。

  我们支队的兵工生产，由因陋就简地兴建小型修械所，发展到能够翻造子弹，特别是大量生产手榴弹、地雷和维修各种兵器的兵工厂。后来由1个厂发展为3个分厂，共有四五百人，基本上可以保障部队战斗需要，同时也武装了根据地内的人民群众。他们使用手榴弹、土地雷、土枪、土炮配合主力部队袭扰敌人。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兵工厂成了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成为敌伪“扫荡”的主要搜索目标。诚然，我们的兵工生产能够顽强地生存下来，发展起来，主要靠根据地民兵、警卫队和广大群众的警戒掩护，防奸防特，使敌人摸不清我工厂详细情况，故在1944年大“扫荡”中，日伪军路过工厂附近到处搜索，而我工厂在群众掩护下安然无恙。

  兵工生产的机器和物资器材的原料，大多数来自是通过和西大队长赵鹏程的关系，在敌占区建立了采购网。赵鹏程是和县南乡人，早年参加过帮会，收有部分“学生”，长期在含和地区坚持抗日游击活动，后来加入了中国。为充分的发挥他对地方情况熟悉，社会联系广泛的优势，支队成立以后，除了情报工作由他那个渠道提供外，各类工厂需要购买的物资器材亦是由他的一部分“学生”从芜湖购进，后来由芜湖扩展到南京、上海。当时兵工厂急需部分机器，我同鹏程说，请他派人去敌占区购买一台车床及其部件。他立即派了胡鉴东去芜湖，打通关系，从南京订购了一台车床，从南京运至芜湖码头，接着转运到无为东乡根据地。最后我又派部队接运，通过淮南路封锁线，中途多次遇险，采购人员机警的应付情况，终于化险为夷，运回含和根据地。我们多次采购除车床外，还有炸药、无缝钢管、电台、收发机、布匹、药品、军号、望远镜等等。活动于敌占区的采购人员，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勇敢机智的行动，争取一切朋友和可通过的敌伪人员为我服务，建立了可靠的地下采购网。他们为含和抗日根据地作出了很大贡献，也是这条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含和地区在皖江乃至整个华中敌后游击战场中，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师部给含和支队划分的作战区域规定:从巢县至裕溪口段淮南路以北、南京至芜湖长江沿岸、江浦和全椒的滁河以南，在这样一个东西50公里，南北80公里的范围内，“钻空子”，坚持敌后斗争，把已具雏形的游击区和根据地逐步扩大为稳固的抗日根据地。

  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间题》中告诉我们:“一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只有在建立了抗日的武装部队、战胜了敌人、发动了民众这三个基本的条件逐渐地具备之后，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我们含和支队正是首先依靠军事斗争上的胜利，打开局面，立住脚跟，实现坚持、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任务的。在含和这盘棋上，我们与敌人的较量始终是围绕“吃子”与“做眼”来开展的。所谓“吃子”，就是敌我双方采取有利于己的很多类型和各种方式的战斗行动。所谓“做眼”，就是敌我双方地盘的争夺。敌人采取建点联线扩面的战术，企图把我军挤走，而我则反其道而行之，把游击区逐步扩大成根据地，消灭和赶走敌人，收复失地，还我山河。这种与敌“吃子”和“做眼”的较量，在含和支队成立之初，集中地体现在我们对日伪军据点的拔点、攻坚作战上。在犬牙交错、包围与反包围的敌后游击战中，日伪军在重要点线多个据点，阻断了我含和根据地内的联系，有的距我中心区不过几公里，有的处于我主要交通干线年，含和支队在一年中连续攻克了陶家厂、高庙、腰埠等日伪军大小据点13处，将根据地发展至一倍以上，在含和地区做活了3个彼此沟通、有生存空间的“活眼”。这块地区才逐步地由过去的一小块根据地和大部分游击区，发展成为比较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它的东北面已经扩展到敌人的心脏南京对江的江浦地区;东面越江威胁京芜铁路，并和兄弟部队2师、6师取得配合的形势，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我们对日伪军作战98次，毙伤敌伪298名，俘敌伪310人，缴获各种枪540余支(挺)，胜利地完成了师部赋予含和支队的作战任务。这个局面的形成得益于我们拔点攻坚作战的胜利。当然这种攻坚战，有别于后来解放战争那种大规模的攻坚战斗，这里只是连以下分队的战术行动，攻坚的手段简单，有的方法亦很原始。

  我记得，1943年7月，陈毅军长对我新四军在敌后生存发展之道，作过这样的总结:“今则敌我战斗趋于狭窄地带，寸土必争，进退皆非易事，游而不击者必亡，击而无力者亦必亡。既游且击，击必得力，此本军在敌后生存发展之道。违此者必降为敌寇之降虏。……惟本军在武器拙劣和弹药缺乏的条件下，向强大之敌寇作战，故战斗之夜间性、白刃性、流动性、短促性、群众性表现最明显”。在与敌寇出生入死的血战中，我们支队的各级指挥员对敌后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和战略战术以及上述的“五性”的运用，愈来愈自觉，部队勇猛顽强机动灵活的战斗作风得到了锻炼，攻坚的信心也逐渐提高了。

  陶家厂攻坚战是支队成立不久，打的一个漂亮的歼灭战。陶家厂是含和地区的一个重镇，是我们到含巢大队，到巢无中心区师部的主要交通要道，又是和县与含山的结合部。打下陶家厂对于坚持和巩固抗日根据地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敌伪在这里的据点是我们的心腹之患。于是支队几位负责分析敌情，研究打法，决定集中几个主要连队敲掉这个伪据点。在战斗前，我们又派出侦察员化装进了陶家厂，并率领连队干部沿着敌人碉堡四周侦察，摸清地形、敌情。于1943年10月下旬，马长炎和我分别指挥攻点和打援的部队。我军发起攻击后，仅用几十分钟就拿下了这个据点，将敌人全部歼灭，并袭击关门镇和铜城闸之敌。

  1944年夏秋之际，日伪军集中近3000人的兵力(其中日军约900人)，向含和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分10路对我中心区实施“分进合击”，企图一举摧毁我党政军首脑机关和后方基地。在敌人“扫荡”前两天，我们已获悉情报，预有准备。我们把指挥机关和部队分成3部分:支队长孙仲德统率机关提前向南面好里疏散;副支队长马长炎指挥独立大队、和西大队位于南义、丰山、娘娘庙一带，分头阻击、迟滞敌人的行动;我指挥教导队、特务连、独立大队一部，位于司令部驻地驼唐黄、东西陈家一带，掩护机关和后勤工厂、物资的疏散转移。8月27日夜，敌军分路出动，拂晓前进入我中心区，经我各大队英勇阻击，敌人被迫停在南义、丰山、娘娘庙、杨头山与我军激战数小时，28日下午，各路敌军会合陶家厂，此时，我交代教导队队长王韬:“立即派出一个排前出邓家，对陶家厂警戒，监视敌人活动，并注意与陶家厂附近的我陶运区区中队的联系，准备敌人明天对我反扑。”

  教导队副队长率一个排黄昏前赶到了指定位置。果然不出我之所料，陶家厂日伪军2500余人，于29日耍个“回马枪”，分数路直扑包抄合击我司令部驻地驼唐黄。我令教导队、独立大队一部在东西陈家、朱角庵西北山岗上占领阵地，特务连放在驼唐黄作为预备队，给敌人以坚决的阻击。

  这时，敌人误以为中了我们的埋伏，不敢贸然前进，只是用重机枪对驼唐黄实施20多分钟的猛烈扫射，以壮其胆。我们完成阻击敌人，争取时间以后，迅速脱离了战场，敌人扑了个空。我军却似若游龙，行动自由，跳出了敌人的合击圈，深入到敌人的侧后。“扫荡”第3天，敌人一无所获，分路搜索向后巷桥撤退。我军亦分路返回了原地，一部进逼到敌占据点周围，胜利地完成了反“扫荡”的任务。根据地经过这次战斗更加巩固了。

  我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开辟和存下来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顽军想侵占，日伪军被我们吃掉了，赶走了，他们便纷纷出笼，扬言要从我军手里“收复失地”。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对顽军的进攻给予坚决的反击。1943年7月中、下旬，江全地区日伪军在我军不断打击和袭扰下，先后撤出了田家渡、十村庙、孟姜庙、张家集等据点。顽军企图抢占这一些地方，切断我2师、7师的交通联系。我独立大队主力和江全大队在马长炎指挥下，打击进犯根据地的顽军，并接应7师代师长谭希林率领2师6旅16团南下归7师建制。与此同时，为配合2师和江全地区反顽作战，我率领独立大队一部和含巢大队，于9月25日提前奇袭昭关附近顽军阵地，吸引和牵制了顽军北调和东援，有力地配合2师的战役行动和策应16团南下江全地区。

  攻克敌人的据点，粉碎敌人的“扫荡”和挫败顽军的进攻，我们吃掉敌人的这些“子”，根据地的“眼”就做活了，而且地盘慢慢的变大，越来越巩固。

  含和地区在抗日战争最后的3年中，同敌伪顽的作战，估计大小战斗有四五百次，歼敌4000余人。在组织指挥战斗的程序上，一般的连以下分队战斗由县委、大队组织实施。大队以上的作战行动，一般是由支队统一实施。由于当时通信工具落后，连一部实用的电话机都没有，所以首长司令部研究好情况，作出行动计划，由支队领导分别带领个把参谋和司号员亲临第一线和战斗部队在一起实施战场上的直接指挥。

  取得了对敌作战的胜利，打开并巩固了含和抗日根据地的局面，我们进一步积累和总结了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经验。

  在敌人的空隙和夹缝中如何“钻空子”，“占地盘”，立足生根发展壮大?这就需要把“吃子”与“做眼”结合起来，集中兵力吃掉敌人关键的“子”，攻毁他的点，切断他的线，做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活眼”，积小胜为大胜，才能把敌占区变为游击区，尔后逐步变游击区为巩固的根据地。我们要在这个“活眼”的基础上，逐步扩展地盘，关键是要在兵力使用上适时地做到分散、集中和变换。“兵之胜负，不在众寡而在分合”。“分散”用以发动群众，扩展地盘，建立抗日政权，对敌形成反包围;“集中”用以歼敌之弱点，攻毁其据点，逐步缩小敌占区范围;“变换”则是因势利导，适应情况的变换战术手段和变更战术部署，保证我吃掉敌人一颗“子”或我投下一颗“子”，就能搞垮敌人一小片，避免与敌人下平局棋，打消耗战。

  在主力部队地方化以后，大队不离县，区中队不离区，警卫队不离乡，扎根于群众之中。他们在已做“活”的那块地盘上，充分的利用对本县本区本乡的地形熟悉这个特有的优势，同敌人周旋。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能做到行军不用向导，即使在之夜，也不致迷失方向。打不用地图，能够牵着敌人的鼻子打转转，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穿山傍水，有时过村串户，而敌人像瞎子和聋子一样，捕捉不到我军踪影。我要打他，打得着，吃得掉;他要打我，摸不着，打不到。就是这样，敌人一个“子”一个“子”的被我“吃掉”，一块地方一块地方的被我做“活”。

  在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斗争中，我们不但取得了对敌作战的胜利，而且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我们每打下一个地方，马上就把人民政权建立起来，把地方武装和民兵搞起来。群众看到了我军是抗日救国、保家为民的希望所在，把我军看成是他们的子弟兵。无论是敌人的“扫荡”或者是顽军的进攻，根据地的人民积极支援前线，努力生产，省衣节食，保障部队供应。部队行军打仗，他们传递情报，送茶送饭，站岗放哨，运送伤员。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如同一家人。在含和这块鲜血浸透的热土上，含和人民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回首往昔，我深深地缅怀那些用热血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而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们功垂千古!